“回乡”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但民国时期，交通落后，外地游子回故乡之路艰难，真正是“人在囧途”。1919年，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在北京（北平）八道湾买了一套住宅，前后两进，花了将近4000大洋。同年11月21日，鲁迅和周作人一家搬入新居。为了回绍兴老家接母亲鲁瑞、夫人朱安、三弟周建人一家到北平的新家生活，从1920年1月1日至1月4日，鲁迅走了4天3夜。
1月1日凌晨，天还未亮，鲁迅从八道湾雇用黄包车去北京前门火车站，早上六点坐上火车，经过6个小时行驶，他终于抵达天津火车站。当日下午，鲁迅换乘另外一辆到南京的火车，再从南京坐火车去上海。1月2日黄昏，鲁迅抵达上海火车站，他立即买好翌日去杭州的火车票。之后，他在火车站周边的旅馆住了一晚上。
1月3日凌晨，鲁迅坐上从上海开往杭州的火车。当日下午，他抵达杭州，在杭州旅馆住宿。他在旅馆打算通过茶房买一张从杭州去绍兴的船票，经过一番周折，他终于买到船票。
1月4日下午，他雇了一辆“黄包车”，抵达钱塘江码头，登上去绍兴的轮船。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，当天黄昏时分，轮船终于抵达绍兴。
为了慰劳一下辛苦的身心，鲁迅在码头雇了一辆轿子。几个小时后，他终于抵达绍兴城内新台门里的周宅，看到了久别的母亲、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。
1月14日傍晚，鲁迅扶持母亲坐船离开绍兴向北京进发了。同行的共有七人，分别乘两艘四明瓦乌篷船，从门口张马桥上船，由门口小河缓缓驶出东郭门，北经五云门再向西航行，至五云桥头，天就暗下来了。15日晨抵达杭州萧山县的西兴，再换船渡江到杭州，当日住在钱江旅馆。次日早上，便从南星桥站上火车离开杭州往上海转车去北京。19日，鲁迅携全家安全到达北京，总共在路上花了五天的时间。
1921年，鲁迅写下了小说《故乡》。我们正是在这部小说中认识了“少年闰土”，我们更不会忘记小说结尾的那段话：“我在朦胧中，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，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：希望是本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
北京与东南沿海的交通尚属方便。1922年，文学家、学者吴虞从北京回地处西南的成都，历时25天，共花费200大洋。200大洋在当时是一笔巨款，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万元。当时上海卷烟厂的女工，每日工作10小时，扣除伙食费，月薪才5个大洋。
吴虞先从北京乘火车抵达武汉，然后再从武汉码头乘大轮船抵达宜昌，再从宜昌换乘小轮船经过三峡等地抵达重庆，继而从重庆乘船到嘉定府（今乐山市）。到了嘉定府，没有铁路、水路去成都，他只好走路回家，这段行程400多里，他走了10天。
今天的人们对“吴虞”这两个字可能听都没听说过。吴虞（1872年-1949年），四川成都人，早年留学日本，归国后任四川《醒群报》主笔，鼓吹新学。1910年任成都府立中学国文教员，不久到北京大学任教，并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《说孝》等文，猛烈抨击旧礼教，在“五四”时期影响很大，胡适称他为“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”。
他对旧礼教的不满与他的身世有关。1893年，吴虞的父亲吴兴杰丧妻之后纳妾另娶，把20岁的吴虞和妻子赶回乡下老家靠收取田租和教授私塾家馆为生。出于对西方新学的热衷，1905年，33岁的吴虞赴日本留学，1907年归国后发现祖辈留下来的数百亩田地已被父亲罄售无余。
1910年，吴兴杰因连续纳妾挥霍掉全部家产，转过来与儿子争夺财产，父子二人因此大打出手并对簿公堂。吴虞为此写下《家庭苦趣》一文油印散发，一方面揭露父亲的种种劣迹；另一方面旁征博引，为自己的言行提供法理依据。一年之后，吴兴杰与吴虞的父子官司以吴虞胜诉而告终，从此父子之间形同陌路……
1924年8月，戏剧家田汉的妻子易漱谕在上海染病。上海那种阴沉霉湿的气候，对其病体十分不利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她的思乡之情。恰在此时，田汉的母亲接到其婆婆（即田汉的祖母）病危的电报，急需回长沙见其最后一面。所以田汉带着老母、病妻、1岁的儿子田海男、岳母和三弟田洪，离开上海启程出发。
久病不堪的易漱谕，实在经受不了水上的颠簸，只好在南通弃船登岸，田汉的母亲、岳母、田洪和1周岁的儿子坐船先回长沙了。9月13日是中秋节，田汉、易漱谕夫妇在南通一起过节。之后，田汉陪着妻子在南通生活了半个多月，后乘船抵达汉口。
这时，田汉的盘缠已经基本用完，身上只剩下1块钱了。最终，经朋友慷慨解囊，他们才抵达湖南长沙市。田汉为病妻雇了一辆轿子，走了72里山路，最终回到老家花果园田家塅茅坪。因为茅坪的老屋已经卖掉了，田汉一家只好借住在歌棣塘外祖父家中。
从上海动身，历时三个多月，旅途的奔波、困顿和劳累，吃不香，睡不甜，易漱谕的病情更重了，田汉也疲惫不堪。这一年的腊月二十日（1925年1月14日），易漱谕不幸病逝于老家。
田汉这位戏剧大师也如今天的许多怀乡人一样，有“回不去的故乡”的感慨。他在一篇回忆此次回乡的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诞生之地，早已卖给人家了，我从那所房子前面经过时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因为连我小时候攀援过的那些果树都被新主人砍掉了。我们‘上无一尺天，下无一尺地’，却到哪里去找泥和树枝建小屋，更到哪里去栽豆子养蜜蜂呢？”
早在1912年，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，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：头等为二等的二倍，二等为三等的二倍，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，大多数的人都买三等票。当时没有预售制度，大家都是排队抢票。梁实秋描述：“买票的时候，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。”1923年，郁达夫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，发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，于是抢了张票，正自得意，却发现是一张二等座，心疼不已。
1929年12月14日，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打算回上海娘家过阳历年，探望病重的母亲杨福慈。当时正是普及阳历（国历）、废除农历的时候，农历年春节不被国家重视，只有元旦有假期。
那天早晨，冰心向中国旅行社打电话，要订一张从天津去上海的船票。前一年，南方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奉系军阀激战，导致铁路交通被切断，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铁路无法通车。为此，冰心打算先乘坐平津铁路的火车到天津，再从天津乘船回上海。
旅行社业务员答复冰心，因为临近元旦假期，回家过阳历年的旅客很多，最快只有五天后——12月19日才能买到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。于是12月18日，冰心去北平火车站买18日的火车票，那天买票的人太多，二等、三等火车票已经销售一空。因为丈夫吴文藻打算将她送到天津，她就买了两张平津特快火车票，价钱很贵。
晚上七点左右，火车抵达天津。冰心夫妇乘坐公交车去了国民饭店住宿，等待翌日出发的轮船。待在旅馆里的冰心，内心焦虑，慢性肠炎的老毛病又发作了，上吐下泻，神志模糊。直到船启程的那天，冰心的身体还是没有恢复，但她坚持要走。吴文藻无奈只能让她一个人回上海。
翌日下午两点半，冰心在天津码头上了轮船，走进自己的舱位。她购买的是“官舱”，相当于火车上的软卧，然而她发现官舱也不好坐，人很多：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船舱，居然安排了上下两层四个卧铺，而且除了冰心的铺位是一个人之外，其余的乘客，或者带着小孩，或者带了箱篓包裹等各种行李，把空间塞得满满的，连个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
冰心蜷曲在铺位上休息，因为铺位太逼仄，没法把双脚舒展开来。小孩的哭闹声，大人的叱骂声，机器的轰鸣声，和柴油味、机油味、铁锈味、汗臭味、脚臭味，阵阵熏来，令人作呕。
轮船在天津码头逗留了七小时，到晚上十点多才缓缓开动。轮船在大海上颠簸了三天三夜，直到12月22日下午六点多才抵达目的地——上海浦东码头。由于肠胃不适，精神疲劳，冰心在船上的几天吃不下任何食物。
很多人喜欢冰心写母亲的文字：“母亲呵，天上的风雨来了，鸟儿躲到他的巢里；心中的风雨来了，我只躲到你的怀里。”“母亲啊，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。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谁是我在无遮盖天空下的隐蔽？”
冰心的母亲杨福慈，19岁时，她和福建的一位爱国海军军官谢葆璋结婚。十年后，长女冰心降临人间，随后，冰心的三个弟弟接踵而来，组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小家庭。在冰心眼里，母亲是一位极为温柔娴静的女性。她从不打骂孩子，总是用温言软语讲故事的方法劝说孩子。母亲喜欢读书，她的针线筐里总是放有书。她最爱看的是同盟会刊物《天讨》，当时看这类书刊，是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的。冰心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成员，常偷偷带些这类书刊给母亲看。冰心曾说：“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，我都同意，只有看到或听到‘打倒贤妻良母’的口号时，我总觉得有点刺眼逆耳……我希望她们要打倒的，是一些恸弱依赖的软体动物，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。”
1934年1月7日，沈从文听说母亲黄素英病重，决定回湘西凤凰县探望她。他从北京火车站出发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后抵达长沙，再转车到常德，继而从常德乘车抵达桃源县。这时，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了。
从桃源到凤凰不通公路，沈从文只好乘船到泸溪县的浦市镇。因为是逆沅水而上，船走得很慢，他在船上度过了难熬的七天七夜。
从浦市镇到凤凰县，没有水路，他只好再走两天陆路。为了犒劳下辛苦的身心，也为了还乡的体面，他坐了两天轿子回到凤凰县。就这样，沈从文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从北京回到了故乡。
在这几千里的回乡之路中，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，讲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，这些信件便是1992年出版的《湘行书简》。他在信中说：“除了路途遥远，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……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，若果浪把我卷去，我也得有个伴！”
由于沈从文花在旅途中的时间太多，他在信中吩咐妻子代他向《大公报》编辑部请假。那次回到北平后，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向大哥解释了自己为何不能回故乡的原因，一是路途太远，不能及时赶回北平上班；二是回家路途不安全，令他心惊肉跳，深感恐惧；三是回家开支太大，要花很多钱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