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普里莫·莱维的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之前，读的是他的《再度觉醒》。《再度觉醒》是莱维大屠杀回忆录三部曲之一，后被改编成了电影《劫后余生》。从《再度觉醒》中我们读到作者与另一些奥斯维辛幸存者在1945年死里逃生，从集中营开始返乡之旅。在返回意大利途中，他们经历了一段奇妙而坎坷的旅程，途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：出生在集中营的无名幼童，精明独立的希腊人，轻快活泼的乌克兰姑娘，向意大利人寻求庇护的德国军妓……每一个劫后余生者都背负着不同的故事，要去往不同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依靠生之意志坚强地活着。这本原名为《终战》的记忆之书，载满了死亡、流离与痛苦，也记录了信仰、希望与勇气。

　　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是普里莫·莱维这位天才作家的最后作品。《纽约客》杂志的总结正是：“莱维的最后一部宏伟巨著……是对他所有作品浓缩而优雅的总结。”作者以及作品本身都证明了人类的精神无法被战胜，以及人类通过富有意义的作品、道德和艺术击败死亡的能力。

　　普里莫·莱维（1919年-1987年），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、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，这两种身份与经历奠定了他写作的基础。战争结束后，他回到故乡都灵生活，他的作品曾被选入意大利语文教材，涉及诗歌、小说、回忆录等各个领域。

　　他在一生的最终一章中，再次留下的见证，是给整个人类的。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：“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、古拉格惩戒营的羞耻、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、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、阿根廷的‘神秘失踪’，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，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，无论在其规模上还是性质上……而且将技术、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。没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陆上实施的屠杀暴行，这场屠杀贯穿整个16世纪，导致大约6000万印第安人的死亡……而且他们通过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‘稀释’了他们的罪行，无意中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也帮了他们大忙。归根结底，难道我们也不曾靠一句‘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’来打发它们吗？”

　　1940年代初，当二战正在欧洲大地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远在万里之遥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密切关注着这场战争，并于战后创作了短篇小说《德意志安魂曲》，试图破解纳粹产生的根源。在这篇小说里，双手沾满受难者鲜血的纳粹分子在被处决前声称：“我并不要求得到宽恕，因为我根本无罪。”莱维的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的意义也正在此：太多的二战大屠杀的亲历者——无论是施害者，还是受害者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，当他们老去、死去，当他们那些没有亲历大屠杀的孩子——即使从父辈口中听说过大屠杀或者通过别的方式了解过大屠杀，大屠杀在他们的脑海里也只会留下淡淡的印记，直到有一天彻底遗忘，而只要那些亲历者还有人觉得自己无罪，只要他们的孩子们学会了遗忘，大屠杀重新上演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这同样让我们想起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，以及右翼的选择性“遗忘”和篡改。

　　直面历史的真相需要勇气，而这种勇气恰恰是人类福祉之所凭借。对灾难的记忆，对暴行的揭示，恰恰是为了让灾难和暴行不再重演。

　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，纳粹德国集中营里的那些施暴者在法庭受审的供词，形形色色。唯一的相似点是当被问及当年“你如此为非作歹，难道不知道那是犯罪？”时，他们的回答多半是：为了服从命令；其他人比我做得更糟；即使我不这么做，顶替我职位者也会同样如此做；我生活的环境使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……普里莫·莱维分析着这些当年的施暴者：在他们的扭曲心理中，“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限更趋向模糊。”因为那些恶行使自己不安，就会设法暂时或长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，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说法。尽管故意的凭空捏造是对事实的扭曲，可真实的记忆太痛苦使自己无法面对。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就这样不断地对别人、对自己重复扭曲事实的虚构记忆，并在重复讲述中进行补充、修饰、润色。于是，这么一个真与伪的边界逐渐模糊的故事，从最初的捏造，变成了连他自己都笃信的“真实”。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，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就这样用坚信自己的谎言回避痛苦，打发自己的余生，逃避历史的追问，躲避妻子儿女的眼神。

　　这让我想到阿伦特的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。阿道夫·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他之所以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像机器一般顺从、麻木和不负责任，在于纳粹通过使用新的“语言规则”来解说他们的反常行为：“灭绝”“杀掉”“消灭”都由“最终解决”“疏散”“特殊处理”来表达。在纳粹集权主义政权下，“一切都是可能的。”

　　《被淹没和被拯救的》，书名出自但丁的《神曲》。普里莫·莱维借重典籍的蕴意，表述深沉的思索。他用“被淹没者”指代那些在集中营里死亡的最优秀的人；“被拯救者”则指代凭借着运气或者能力，甚至凭支吾搪塞、自私麻木，以及协同施暴，适应了那残忍的环境而生存的人，其中有些是最糟的人。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劫后余生者，他不依不饶地追踪那些最糟的人的心理历程。他声称：“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，把他们绑在镜子前。”“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，不仅在德国，而且仍然存在，有些已经金盆洗手，有些仍然活跃着，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，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，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。”

　　普里莫·莱维所凸显的文学意义，其实只有两个字：勇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