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《孔雀东南飞》这两首诗，大家并不陌生，这两首诗都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文。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，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。这些诗，按照音乐的不同分为风、雅、颂三大类，其中“风”主要是各地的民间歌谣，其中有很多关于婚姻、家族和恋爱的诗歌，为我们了解周代人们生活及相关礼仪制度提供了参考。

　　《孔雀东南飞》是汉乐府民歌的一首代表作。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扬了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，多方面反映人民的生活、思想、情绪与愿望，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的面貌，从中可以了解秦汉的婚姻习俗和制度。

　　自由恋爱与“子无良媒”

　　“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。匪我愆期，子无良媒。将子无怒，秋以为期。”——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

　　《氓》以一个女子的口吻，诉说自己从恋爱到结婚以至被遗弃的过程。一对相恋在淇水边的年轻男女，男子因女子拖延婚期而恼怒，而女子劝说男子不要生气，不是我拖延婚期，是你没有找到好的媒人。西周法律制度非常重视媒妁的作用。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媒，谋合二姓者也。妁，酌也，斟酌二姓者也。”男子无媒不得娶妻，女子无媒不得出嫁；未经过媒氏介绍而自成婚姻的，被认为是非法结合。在《诗经》另一首诗《南山》中，就有“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取”之句。但是，既然必须要有媒人，为什么又允许自由恋爱呢？

　　据《周礼·媒氏》载：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；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周朝人认为，仲春时节，万物复苏，农耕开始，秋季将获得收成。婚姻也如此，仲春时节应是婚礼已经办完到了孕育新生命的时候，如果有适龄的男女还没有婚配，必将影响传宗接代家族延续，这不符合周人的婚姻观念。国家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不禁止私奔，对自由婚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，但时间必须在仲春月，地点在水边，且为“无夫家”者，这些人往往无财力进行聘娶婚。地点在水边，是取送子娘娘“简狄”（最高媒神）曾在水边吞食玄鸟卵的传说。

　　自由恋爱的男女能够相见，情投意合的，可达成婚约，比之于聘娶买卖婚有一定的进步性，但《礼记·内则》中载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”。这种自由成婚，女子只能处于妾的地位，往往被丈夫所遗弃。因此，自由婚在西周无法取代买卖婚，而只能是聘娶婚的补充。这也是《氓》中的女子不能立即答应心仪男子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这是一幅生活在遥远古代的青年男女的情爱画卷，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。

　　“尔卜尔筮”与“六礼”

　　“尔卜尔筮，体无咎言。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。”——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

　　西周时期正式婚姻的成立，必须经过严格的婚姻仪式，即“六礼”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。“六礼”称谓自周初开始，汉代成为定制。

　　据《仪礼·士昏礼》所载，“下达纳采，用雁”。即男方通过媒氏把与女方结亲的意愿告知女方家，女方家如若允婚，男方则派人缴纳采选的礼品，称为纳采。纳采礼品是一只大雁。雁为随阳之鸟，秋风落叶之时一起南飞，春暖花开之际北返，夫为阳，妇为阴，以大雁为象征，雁随季节时令南飞北返，取妇从夫之义，喻示女子一旦成婚，应贞节不二。

　　问名，一般与纳采同时进行，“宾执雁，请问名”之礼，问女方的姓氏及女方生母的姓氏，目的有二：一是防止同姓为婚，二是男方要在宗庙占卜婚姻的吉凶。这里就是《氓》诗中所提及的“卜”与“筮”，“体无咎言”即指卦象上没有不吉利之言。

　　纳吉，指问名之后，如果占卜又求得吉签，便将结果告知女方，称之为纳吉。纳吉的礼节与纳采基本相同，也用大雁一只为礼。

　　纳征，即男方家向女方家缴纳聘礼金。纳征是很重要的一礼，只有纳征后，婚约才正式成立，相当于今天的定亲。此后，婚姻关系正式成立。

　　请期，纳征之后，男方家还要再次占卜，求婚日吉时，之后再派人到女方家告知占卜的婚期，征求女方家意见。请期的礼节，仍需带一只大雁，女方家应在家庙设宴款待男方家人，听取男方所卜日期，商定结婚日期。

　　亲迎，据《礼记·昏义》载：“父亲醮子，而命之迎，男先于女也。子承命以迎。主人筵几于庙，而拜迎于门外。婿执雁入，揖让升堂，再拜奠雁，盖亲受之于父母也。降出，御妇车，而婿授绥，御轮三周。先俟于门外，妇至，婿揖妇以入，共牢而食，合卺而酳。所以合体，同尊卑，以亲之也。”意思是，结婚当天，男方的父亲用酒醮儿子，让他去亲迎新妇。新妇家在家庙设筵，并在家庙外迎候女婿。女婿手执大雁拜奠女方先祖，表示女子即将脱离父家转入夫家。然后，新妇立于父母面前，接受父母关于遵循妇道等的最后一次教育。新婿便亲自驾车，回自己家后，新婿携新妇入内，拜见自己父母，与亲友共餐，婚礼即告结束。至此，婚姻仪式终结，婚姻关系确立。

　　“三岁为妇，靡室劳矣；夙兴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其笑矣。静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”遗憾的是，曾经看似浪漫、美满的姻缘，终以家暴和变心收场，实在让人唏嘘不已。

　　秦汉的离婚、再婚制度

　　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”“举手长劳劳，二情同依依”。——《孔雀东南飞》

　　《孔雀东南飞》原题为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，因诗的首句为“孔雀东南飞”，故一般以首句称之。诗前有小序：“汉末建安中，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，为仲卿母所遣，自誓不嫁。其家逼之，乃投水而死。仲卿闻之，亦自缢于庭树。时人伤之，而为此辞也。”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，主要讲述了焦仲卿、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殉情的故事。

　　“十三能织素，十四学裁衣，十五弹箜篌，十六诵诗书。十七为君妇，心中常苦悲。”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织，善弹琴，通诗书。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，日夜辛劳，勤于家务，却不为婆婆所容，于是就去信给做小吏的丈夫，诉说不堪忍受之苦。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，却遭到母亲斥责，“此妇无礼节，举动自专由”，并令其休妻另娶，“便可速遣之，遣去慎莫留！”

　　这一时期婚姻的解除主要取决于丈夫及夫家的意志，先秦时期的离婚制度主要有“七出”，据《仪礼·丧服》载：“七出者，无子一也，淫泆二也，不事舅姑三也，口舌四也，窃盗五也，妒忌六也，恶疾七也。”这种离婚，完全排除了女方意愿，由男方单方面行使。汉朝儒家伦理道德更加明确赋予丈夫的弃妻权即“七去”。据《大戴礼记·本命》载：“妇有七去”，“不顺父母去，为其逆德也；无子，为其绝世也；淫，为其乱族也；妒，为其乱家也；有恶疾，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；口多言，为其离亲也；盗窃，为其反义也。”

　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汉朝“七去”较之先秦“七出”更为严厉具体，且将不顺父母作为第一项。据《后汉书·列女传·姜诗妻》载，姜诗因其妻子未能及时给母亲打水，便被“责而遣之”。在《孔雀东南飞》诗中似乎看不出焦母为何对刘兰芝不满的具体原因，仅以“无礼节”为由，焦母即是用这一条严令其子解除与刘兰芝的婚姻。

　　焦仲卿为什么不能抗拒呢？父母主婚，从西周时起就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，没有父母的同意，婚姻便不能成立。即使婚后的离异，也以父母之命是从，甚至夫妻关系亲密，也可以成为“出”的理由。《礼记·内则》中规定：“子甚宜其妻，父母不悦，出。子不宜其妻，父母曰：‘是善事我’。子行夫妇之礼焉，没身不衰。”可见即使丈夫对妻子不满，但父母不同意也无法离婚。无论结婚、离婚，都取决于父母的意愿，这是家长制特权在西周、秦汉时期婚姻关系中的体现。焦仲卿、刘兰芝对此毫无办法，只能以死抗争。

　　“七去”虽然是丈夫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定依据，但从汉朝开始有了一定的限制，即“三不去”：“有所取无所归不去，与更三年丧不去，前贫贱后富贵不去。”规定男方在三种情况下不得离婚：一是妻子娘家无人，衣食无所；二是妻子在夫家为公婆服三年丧；三是丈夫娶妻时贫贱而后富贵。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有了一点点保护。刘兰芝显然不属于这三种情况。

　　根据汉律的记载，夫妻离异时，妻子可以带走自己的陪嫁物品，也可以重新结婚，对妇女改嫁再嫁是宽容的，汉代的百姓、富商、官僚甚至皇族等各阶层，都有妇女再婚改嫁的情形。“还家十余日，县令遣媒来。云有第三郎，窈窕世无双。年始十八九，便言多令才。”“媒人去数日，寻遣丞请还，说有兰家女，承籍有宦官。云有第五郎，娇逸未有婚。”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刘兰芝被遣归家后，先后有县令、太守托媒人上门求婚便是实证。

　　刘兰芝在其兄长的逼迫下假意应允，最后以死殉情，“举身赴清池”，而焦仲卿亦“自挂东南枝”，二人合葬化为鸳鸯双飞双栖，谱写了一曲浪漫主义的悲歌。恰如明代文学与史学家王世贞所言：“质而不俚，……叙事如画，叙情如诉，长篇之圣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