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里有句台词，“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人生，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？”当我们读过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，再来回望沈从文的前半生，很多事情自然多了许多意味，怎能不说他“勇气可嘉”呢？
沈从文一旦看着世界，他就进入到每一个小小的温柔的目光里，他向张兆和求爱时诗意地表达，“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，也完全不以报纸上说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为伤害他，连掉起牙来也还是爱说笑——先掉左右后牙，并不痛。
他对时局有焦愁，屡次向别人追问时局的症结，“你们告诉我，批评我，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”，“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，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，多一点生存兴趣，能够正常的哭起来，笑起来？”
那个年代，一群人活在一种现实文化空气中，奇异的是，活在那种文化空气中，居然还有人写作。无论现实如何要不得，他们的对面还有读者。
而想到沈从文的晚年，内心总要一阵痉挛。在特定的背景与压力下，沈从文曾忍住疼痛亲手掩埋了自己的一段文学记忆，说得更悲怆点：亲手掩埋了自己，把自己曾珍视的精神建筑一举夷为废墟，纵使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从作家到服饰史专家的转换。北京给过他辉煌，也给了他萧索。
沈从文的精神曾是崩溃的，但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，不仅仅让自己变得“正常”了，还从恢复中重新凝聚起了一个自我。
沈从文应该有两个，一个是湘西人沈从文，一个是北京人沈从文，或是前半生的沈从文，后半生的沈从文，他们共同组合成20世纪一位文学大师完整的人生历程。
以下内容来自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，作者想呈现出来的，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、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，而是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、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。
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
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，沈从文一个人从上海乘飞机回到北平，就任北大教职。
第四天，《大公报》记者徐盈和子冈来访，子冈随后发表《沈从文在北平》，做了生动平实的记录和描述，带着亲切的幽默：
……“我没有像振铎、一多那样做，我想”，他手指着前额画了很多圈圈说，“便是因为我能承受生活上的一切压力，反抗性不大，这或许是弱点。”
他完全不以报纸上说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为伤害他，“她一向那样说的。抗战初期，曹禺，巴金都曾有可能约往延安去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都没去成。我自己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，所以书也教不好；不习惯受管束，也不会管束别人。还是让我和青年在一起，看了他们如何转变。”……
……似乎他还是看重作家的作品，或者更在为写作生命的有限担心，因为他说：“我也许还能写十年，别人写百万字的时间，我只能写十万字。我曾经和巴金同住过，他写《火》，我写《边城》，他一天写七千字，我一周才写三千字。”
他说他的原稿是别人看不清的，东一点，西一点，句子不完全，修整好了才对凑起来。果然桌上正在修整的旧稿好似女人正在电烫的头发，添的句子像夹子卷儿向四周散射。
……
他的掉牙和别人有些不同，他先掉左右后牙，并不痛，却与他的爱说笑的气息不相配合。他承认是为了“吃得太坏”。鼻血病这几年好些了。……沈夫人……现在在苏州娘家。
沈先生说：“来不了啊，……教授们的较好房子要等抽签。”他的十二岁的儿子已上了苏州中学了。版税呢？读者们会惊讶的。可是他不会愤怒，却显然是会伤心的，“今年开明结算稿费，我拿到三百六十元，因为是按照伪币折合的。算起来要自己一本书十八年的版税才能买一本书，这是书店的制度。”
沈从文
他又讲起部定的那本国定教本逻辑学。作者的数年版税值九元七角五分，为此他慨叹：“文化文化，原来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文化空气中，奇异的是活在这种文化空气中，居然还有人写作……工作的庄严感终未失去……原因是这种人明白现实尽管如何要不得，他的对面还有读者。”
……
由《忆北平》也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焦愁，他屡次地追问时局的症结，坦白地说：“你们告诉我，批评我，免得我发了傻气说了糊涂话。”……
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，穿着一件灰色或淡褐色毛质长衫，身材矮小瘦弱，一脸书卷气，眯着眼睛在书摊子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，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，那便是沈从文。你可以告诉他，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。
一个多月后，沈从文又接受《益世报》记者采访：“记者提出了郑振铎与郭沫若，他表示摇首，拿了巴金与茅盾来做比。他说：‘文化生活出版社是有极大贡献的，但巴金却在那里默默地支持着它，而且是很吃力的工作。茅盾也很沉稳，不像郭沫若一般的飞莫斯科。像女作家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，丁玲则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。’”
提到何其芳等，并且还说：“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，那成什么样子”，“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，但是用政治来干涉文学，那便糟了。”
沈从文和张兆和
记者姚卿详做“学者在北大”系列采访，最先发表的是朱光潜的访谈，所以关于沈从文这篇在《益世报》十月二十三日刊出时，题为《学者在北大（二）：沈从文》。沈从文没有料到，上海《侨声报》于十一月三日又登载此文，且改题为《沈从文论作家》，他指名道姓的点评益发传播开来。
很难确定记者的记录准确到什么程度，描述中渲染的成分有多大。这篇访问记倒是有一点生活信息：沈从文搬进了较大的宿舍，“他的住房已不是鸽子笼式的了”，“他现在‘和朱先生他们在一块吃饭’。”
回北平后还不到一个月，沈从文就在九月二十二日的《经世日报·文艺》发表《新烛虚》，十月刊于《上海文化》时改名为《北平的印象和感想》，难抑痛苦地表达对所见的厌恶和失望。
运煤的脏骆驼进城，忽然看到美国出品的坦克；六轮大汽车出城，满载着新征发的壮丁。“就在这个时节，我回到了相去九年的北平。”在人群中散步看人，“俨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，无目的，无理想情形中，脸上各部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，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。另外一种即是油滑，市侩、乡愿、官僚、××特有的装作憨厚混合谦虚的油滑。……我们是不是还有方法，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，多一点生存兴趣，能够正常的哭起来，笑起来？……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些更年青的一辈，从孩子时代起始，在教育中应加强一点什么成分，如营养中的维他命，使他们在生长中的生命，待发展的情绪，得到保护，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恶性疾病的传染？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，具有一点抵抗力？”
他想到的是，“北平的明日真正对人民的教育，恐还需寄托在一种新的文学运动上。文学运动将从一更新的观点起始，来着手，来展开。”
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几乎撞到一个拦路电网上。“你们可能想得到，北平目前到处还需要一些无固定性的铁丝网，或火力网，点缀胜利一年后的古城？”接着是两个人摸身检查。
沈从文
骆驼运进御冬的燃料，而北平之外，零下三十度的一些地方，集结五十万人在打仗。“读书人纵无能力制止这一代战争的继续，至少还可以鼓励更年青一辈，对国家有一种新的看法，到他们处置这个国家一切时，决不会还需要用战争来调整冲突和矛盾！
如果大家苦熬八年回到了北平，连这点兴趣也打不起，依然只认为这是将军、伟人、壮丁、排长们的事情，和我们全不相干，沉默也即是一种否认，很可能我们的儿女，就免不了有一天以此为荣，反而去参加热闹。张家口那方面，目前即有不少我们的子侄我们的学生。我们是鼓励他们作无望流血，还是希望他们从新作起？显然两者都不济事，时间太迟了。他们的弟妹又在长成，又在那里‘受训’。为人父或教人子弟的，实不能不把这些事想得远一点，深一点，因为目前的事和明日的事决不可分。”
为寄托希望的新的文学，沈从文又忙碌起来：他和杨振声、冯至主持天津《大公报·星期文艺》副刊，十月十三日出第一期，不久此副刊全交由冯至发稿；接任天津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主编，十月十三日在第十期发表《文学周刊开张》；十二月，与朱光潜、杨振声、冯至、徐盈署名编辑的《现代文录》杂志出版，但只出了一期；经萧离介绍，主编北平《平明日报·星期艺文》副刊，十二月二十九日创刊，他题写了刊头，此副刊实际主要由北大同事周定一负责。
沈从文把编副刊的工作看得很重，如在《益世报·文学周刊》第十一期的《编者言》中所表示的那样的：“第一句应交代的话，是‘没有热闹’”；“对作者将为一个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，对读者将为一个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”；
“若有人问我，在你这个理想发展中”，产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，“用来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，有什么作用？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，希望它能有作用，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，能免疫。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，迷信空空洞洞‘政治’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，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。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，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，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。”
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，张新颖著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