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诗人以山西为最多,山西又以太原为最多,山右诗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言而喻。十几年前的辛巳人日,笔者与太原几位诗友雅聚时有小诗一首:“偕朋重上酒家楼,说到骚坛感慨稠。此问风流消歇里,诗人谁为守并州?”那是感于当时太原诗词界较为沉寂、难如人意,而希望有身为诗人或真心喜欢诗的人任市主要领导,于传统文化和诗词有所重视,使当地诗词文化事业得较好发展。当然,这是对太原的苛求。不要说太原,便是许多所谓文化名城,也都难有诗人主政。因为较多接受传统文化而能诗的官员已极少,各地主要领导则更少。

　　诗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,历来对文化影响极大。中国自古多有诗人守郡州者,最可称道的是苏州。“苏州刺史例能诗”,是唐代刘禹锡酬赠苏州刺史白居易诗中之句。后来刘禹锡也出任苏州刺史,白居易《送刘郎中赴任苏州》诗云:“何似姑苏诗太守,吟诗相继有三人。”三人者,自己与刘禹锡,还有曾任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的韦应物。这样三位大诗人先后任苏州刺史,对苏州文化的影响,不言而喻,所以宋代诗人林光朝《代陈季若上张帅》云:“传说姑苏新乐府,只缘太守例能诗。”杭州,同样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城市。苏东坡《诉衷情》云:“钱塘风景古来奇。太守例能诗。”杭州历史上也多有诗人主政,更有白居易、苏东坡这样的诗人任太守,不但使当地文化兴盛一时,而且影响久远,惠及于今。苏州、杭州文化优于他处,虽说有多种原因,“太守例能诗”无疑为重要原因。

　　当代亦有其例。上世纪80年代,广东省主要领导多为诗人和好诗者,所以传统诗词最先从广东复兴,并且几十年来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水平,广州的诗词文化发展更是明显优于北京、上海。四川省诗词复兴和发展状况也曾令人瞩目,显然得益于前些年主要领导不乏诗人。就州郡而言,偏远经济较为落后的雷州半岛,却是全国非省会城市中最早成立诗社的地方,近年来诗词活动非常活跃,与有诗人为常务副市长不无关系,可谓“诗人曾为守雷州”。

　　古云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。一个地方长官的爱好,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高雅爱好,对当地风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古来有“诗人气质”之说,更有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名言。可惜今之官员已多不解此。

　　毋庸讳言,如今的各级官员,不但为诗人和真爱诗者已如凤毛麟角,便是连附庸风雅者也不多。许多官员的特长,竟是抽烟喝酒,除助长公款吃喝歪风外,别无他用。多年以来,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,真心喜爱诗词的官员,一般能有传统操守和读书人品质,不会是贪官。清代名臣廉吏徐继畬便曾说过“诗人多循吏”的话。可以说,如果大多数官员能爱诗,不但于文化事业大有益处,而且还可以大大减少官场腐败。

　　所以,喜见诗人守郡州,更希望太守例能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