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过5个月的追踪，截至2024年11月底，郑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的“眼镜”“胖子”“阿栋”（均为化名）等10余名犯罪嫌疑人相继到案，“跑分”窝点负责人刘某的涉案金额也从受理时的2000万元追加至2亿元。

　　“漏‘卡’漏‘人’是基层院办理涉‘两卡’案件的难点堵点，成功办理这起案件，离不开‘上下游犯罪漏罪漏犯法律监督大模型’的应用。”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负责办理涉“两卡”案件的检察官李铁林告诉记者。

　　2024年3月，该院受理涉“两卡”案件审查起诉工作，由不同检察官办理。其中，郑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犯罪团伙由“眼镜”负责联系卡主，并将“两卡”及支付密码交给“胖子”“阿栋”等人转账。“他们平时戴着口罩、帽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。他们说转移的是网络赌博资金，我只是卡主，并不操作转账，应该不会有事。”郑某供述。

　　郑某口中的“他们”是该跑分团伙涉“两卡”犯罪的头目，他们使用具有“阅读即焚”功能的软件单线联系，即使见面也是用口罩、帽子遮掩，从不暴露真实信息，很难锁定真实身份。

　　“‘眼镜’‘胖子’究竟是谁？是否还存在漏‘卡’漏‘人’？涉‘两卡’案件中上下游人员犯罪关系是什么样的？”一系列难题让检察官意识到，传统的书面审查、表格筛查手段已不能满足全链条打击涉“两卡”犯罪的办案需求，于是开始求助于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。检察官依托“上下游犯罪漏罪漏犯法律监督大模型”，将涉“两卡”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进行碰撞，并建立反映人员身份特征的案件信息库，再将其导入监督模型，进而追踪上下游人员身份。最终，在该模型的加持下，“眼镜”“胖子”“阿栋”等人的身份信息被揭开，公安机关很快成功抓获10余名犯罪嫌疑人。

　　“2024年4月28日，最高检调研组在我院调研数字检察工作时强调，要紧盯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，让更多可用、易用、好用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真正发挥作用。”该院代检察长王林表示，监督模型的应用改变了传统办案方式，对盘活碎片化的案件信息、发现漏罪漏犯具有重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