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旧唐书》载，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让出生不久的太子李承乾不再哭闹，命人将皇宫中善于吹打的人组织起来进行表演。幼小太子听到吹打声遂停止哭闹，龙颜大悦的李世民于是专门成立一个吹打嬉闹的班子，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戏逗太子，简称“戏子”。这种表演娱乐形式后来被传布到民间市井，人群不断壮大，这一称号也就在政权更迭中被传承下来。
从戏子最初产生的时刻起，在人们眼中就是供人取乐的玩物，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古代社会，戏子无疑遭到人们普遍的不屑与轻蔑。
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森严和讲究名分的社会，魏晋南北朝以后官修史书从社会地位上将社会成员划分为“三教九流”，从职业身份上将人们区分为“三六九等”。所谓“三教”就是儒、释、道，“九流”尽管历来说法不一，但都分为“上中下”三等：一流帝王相、二流官军将、三流绅贾商、四流派教帮、五流工塾匠、六流医地农、七流巫乞奴、八流盗骗抢、九流耍艺娼。艺人在魏晋时又被称为优伶，优就是俳优，有调戏的意味；伶是指乐工，优伶二字含有轻薄之意。
无论是魏晋时的优伶，还是唐代的戏子，作为专业从事表演的人员，他们在古代和婢女、娼妓、乞丐、恶棍、剃头师傅、当铺、灶头厨师、澡堂、木匠等人员共同被称作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，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，被视为贱民，是专门供达官贵人娱乐消遣之用。他们不准参加科举考试，不能同“良家”（军、民、商、灶四民为良）通婚，甚至连衣着乘坐都有所限制，因而戏子在我国古代其社会地位是非常低微的。而且民间素有“娼妓无情，戏子无义”的说法，更是将戏子和娼妓并列在一起，娼妓与戏子虽然同为下九流，但娼妓尚有从良的机会，而戏子却终身难以摆脱卑微的身份。
古代尊崇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历朝历代倡导以农为本、以稼穑为先，那些远离农耕的戏子们在“士农工商”四个主要阶层中一个也不沾，他们不懂农事不事生产，被官府视为不务正业的贱民。而且，戏子这种职业存在许多有悖“纲常伦理”的地方。他们常年在外奔波、居无定所，无法在家孝敬父母、伺候长辈。根据表演需要常常还得男扮女装，原本母子关系可能在戏里变成了夫妻关系；即便家里正在操办丧事或喜事，上了戏台仍得进入角色，或大声痛哭或破涕为笑。尤其是女子，在戏台上抛头露面，这些无疑都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完全相抵触相违背。
在戏台上表演是戏子的本职，而下了戏台众多戏子却不得不谄媚逢迎达官贵人，既卖唱又卖笑，让人唏嘘不已。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”在台上表演一出好戏，且唱念做打样样精通，这需要靠戏子们十年如一日的艰辛磨砺，即使寒冬酷暑也必须吊嗓子、拉筋骨，应了那句“要想人前显贵，你必得人后受罪”的老话。无论是挑帘登台、轻抛水袖，还是陈戏新腔、花啼婉转，或许你一嗓成名，成了角儿，宾客满座，万千追捧。戏子入画，一生天涯；戏子落妆，曲终人散。擦去粉墨，是镜中长期被浓妆重彩侵蚀的脸，心中的凄苦万状、悲凉重重何人能解？
旧时代的戏子是比平民身份还要卑贱的最底层的社会群体，如同古代达官显贵家中的奴婢一样。他们不但没有人身自由而且没有上升渠道，男性戏子不仅自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终生不得为仕，其后代也被剥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。科举制度对于古时男性文人而言，是通向显贵荣华的唯一渠道，也是贫寒子弟改变窘困境遇的不二法门，而这路径无情地把他们挡在官宦门外。更悲惨的是，历朝历代始终奉行良贱不得通婚，这一歧视性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，《方言》卷三中明确“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，女而归奴谓之获”。
秦汉两朝规定，如果良民与贱民通婚也将被降格为贱民。魏晋南北朝一些政权，则将良民不得与贱民通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。隋唐两代，良贱互不通婚的法律制度趋于完善，如唐朝法律规定：对于包括戏子在内的贱民与良民所结成的婚姻关系，限期予以解除并视其情节轻重，分别处以杖五十到徒一年的惩罚；戏子本人及其子女的婚姻，由戏园主人来决定，如果戏子与良民通婚，那么戏园主人应负连带责任；戏子擅作主张，则以抢劫或盗窃罪进行处治。至“开明的”宋朝，尽管对婚姻制度作了较大改革和调整，但仍延续前朝戏子和良民不能通婚的法律规定；明清时期，在继续沿用戏子不得与良民通婚的基础上，对于戏子与良民违法结婚所生孩子的处理，制定了更为具体的细则。
正是出于对法律规定的忌惮和畏惧，古代戏子们的婚姻几乎都是在同业间和族群内部解决的，所以彼时即便有些富家公子情系戏子，也不敢将其娶回家中作为妻子。清末民初以降，由于京剧以及昆曲等一些地方戏种日益繁盛，梨园戏子的身份和地位有所改观，但也仅限于与中上层人士切磋戏法和交流唱技，当欣赏、欢愉与嬉笑结束后，看客们依旧会像平素一样整理好服饰衣冠，与宾朋边饮酒作诗边点评戏子的浅薄与卑贱。
戏子们长期以卖唱求生，他们扮尽千种角色，说尽万家悲欢，人是剧中人，心却是看客心，剧本怎么写他们就怎么唱，久而久之也就变得麻木乃至曲意逢迎。不过，说“戏子当道，伶人误国”也是一种偏见，何况他们之中不乏铮铮铁骨者。梨园春秋，更是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与传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