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土局一朋友，电话问我县城某房产的过户登记事宜。我回答，就现住这套20年的老房，县城别无房。电话那边坏笑说，他又不是纪委监察委，不牵扯重大事项报告问题，只不过问问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。

　　我忽然想起了那位跟我重名的兄长，按房产所在位置，他该是业主。这位久未谋面的仁兄，人家可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部门领导。那时，我是组织分配到单位跑龙套的秘书，按办公室先来后到的惯例排序，我得坐主任、副主任、文书、会计、生活管理员、小车司机、吉普司机、警车司机、三轮摩托驾驶员之后的第十把交椅。其实，连看大门的老张说话也比我冲，如此说来，我该屈就第十一把了。好歹，伙房工人待我热情、客气，没把我位列他之后。

　　正小心翼翼坐在小秘书的位置上，猛然接一电话，说看到人事局下达的干部任命通知，我升任了某某乡大部门的书记。继而，恭贺电话、要求请客电话，接二连三。“好你个不哼不哈的小子，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”平时不苟言笑的主任，也哈哈着拿狐疑的眼神看我，直看得我心里发毛。那天，办公室电话铃声一响，就让我心惊肉跳。幸好，单位一把手解释说，新提拔者是跟我重名的一长兄，才消除了误会，我自然又坐回了办公室那第十一把。可想不到，社会上我职务晋升的传言，一浪接一浪，久久没拍到沙滩上。“小王不安于秘书职位，在自造舆论跳槽呢。”这不轻不淡、莫须有的说法，也不胫而走。重名的难堪，让我有了初步体验。

　　倘若说，因重名“被提拔”，空欢喜了一回，又一次重名带来的，就不只是热闹和尴尬了。那是公安局刑警队负责人告知我一案例，是某镇某村的村委会干部，拿着盖有村委会公章的公函，前往公安局刑警队申请撤销对该村一强奸案的立案，并告知村委会已促使被告人（当时的刑诉法还没称嫌疑人）和被害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。刑警队长跟我说，村委会哪来的调解刑事案件的权力？这是典型的法盲行为。

　　我结合新颁布的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对村民委员会职责的法律界定，写了篇《强奸案件岂能私下了结？》的稿件，阐释村民委员会有配合司法机关办案的义务，而无申请撤销刑事案件的权力。此稿被《山东法制报》加编者按，发了一版头条。就是这篇普通的小稿，却捅了意想不到的娄子——那位担任了部门书记的重名仁兄，跑来我单位，要求我证明此事跟他无关。原来，稿子发表后，事件所在村干部去这位仁兄办公室大吵大闹，所在镇主要领导也要求他说明情况，而这位仁兄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一头雾水！后来，我单位领导给所在镇党委负责人打过电话，才平息了事态。

　　因重名，我曾让这位仁兄背过“黑锅”，可他也给我惹过“麻烦”，当然，他是宽厚长者，绝非报复。

　　1993年七八月间，我家终于从租住民房搬进了单位宿舍楼，还装上了电话。电话一响，老婆孩子抢着接，新鲜啊，稀罕啊！晚上，来一电话，媳妇说，找你的，是个女的。我问，喂，您是谁？您不是王某某？我说是啊。好家伙，刚调回城，就大成骆驼，听不出老朋友是谁了！我一听这女同志声音很陌生，还火气很大，回话说你可能打错了，就扣了电话。可那边不干了，继续摇号，我家的电话铃声就成掐了屁股的知了，一直拼命地叫。

　　打错电话事小，接踵而至的事情就让人尴尬了。一日下班回家，媳妇说，某某村委会来电话，让你赶紧去把承包的土地合同签了，争抢得厉害呢。看我一脸纳闷，媳妇接着说，承包土地这么大的事，也不回家说声，是不是还在外边养着人啊？能耐见长啊！

　　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”老子《道德经》充满了辩证法，事实亦然。重名，有时会带来意外的收获。1997年9月，去山东大学法学院参加“宪法与行政法”研究生班学习。报到时，被告知学费已缴纳。数千元一大笔，谁会学雷锋呢？是省院的老乡？是我中学时所教的学生？翌日，事情搞明了。原来，烟台某院的一位副职跟我重名，他捷足先登了。这次重名的误会，让重名的我俩成了好朋友。

　　近日，重名又让我“荣誉”加身。连接两三个电话，找我报名学太极拳。我说，我七贤供销社工作时的老师傅吴明善教授拳术，我哪会，有没有搞错？朋友说，你义务教太极拳的事迹都登报了，还藏着掖着？您义务教打太极，俺们请你吃串、喝酒还不中？

　　看看，多时没联系的重名仁兄，又赏我“龙琬重酿”。我得找他，报名学太极拳去！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临朐县检察院）